当靴子悄悄落下

1994年2月8日，除夕前一天。时任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还在财政部大楼里焦急地踱着步子。他在等一个数字，一个让他连续好几天睡不着觉的数字。

“180亿，环比增长61%”，当年一月份税收数字报上来了，项怀诚高兴得“无法形容”。他把好消息告诉部长刘仲黎，说：“我们可以喘一口气了”[1]。

1994年之前，我国的税收实行的是分灶吃饭、财政包干的体制。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税源的增长速度，中央财政收入远小于地方。1978年财政收入在GDP的比重为30.8％，到1993年已经下降到12.2％。同时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22.0％。

那时候，每年中央财政的收支必须依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平衡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弱中央”。“弱”到什么程度？有两次中央财政实在没钱了，就向地方财政“借钱”，每次大约二三十亿元。说是“借”，实际上拖着拖着就不还了。刘仲藜曾回忆：“那几年实在太困难了。”他把国库的报表拿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，朱相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你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！”

只是囊中羞涩也就罢了，到了1993年一季度，GDP增长高达15.1%，而税收扣除退税才增长了1.4%。另外，不到40%的中央财政收入却要负担50%的财政支出，缺口越来越大。以前向银行借钱的办法显然不是长久之计。朱镕基意识到，再这样下去，“到不了2000年就会垮台，这不是危言耸听”。

于是，为了重点提高财政收入占GDP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这两个比重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。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，朱镕基带领包括体改办、财政部、税务总局及银行的60多人，从南向北，飞遍17个省、市、自治区，开始与地方逐一谈判。经过了艰难的谈判、调整和让步，1994年，分税制正式在全国推广，国税、地税正式分家。

1994年一月份税收61%的环比增长，不仅让财政部的领导们长舒一口气，也彻底让未来的中央财政充盈起来。整个1994年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到47%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猛增到55.7%。到2017年，两个比重已提高到20.9%和47%（以上财政收入的计算仅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体现税收的作用）。

自此，中央向地方看脸色借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，地方政府“跑部进京”要钱成为常态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到2010年，县级以上的各种驻京办、联络处等地方驻扎京师的要钱机构就超过1万家。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越来越强。

一

2018年3月两会，宣布中央机构改革。其实并没有几个人表示惊诧，机构调整了很多次，没有相应的减员增效，只是职能的重新划分和组合。

一开始，没多少人注意到其中的一句：“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，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的各项税收、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。”毕竟，国地税合并也只是机构调整，不是分税制的结束。但随着政策的推行，人们才发现这个部门的合并，将真正对未来地方、企业和个人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国地税合并其实在两年前全面推行营改增时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。营改增把原来的地方第一大税源营业税改为了增值税。增值税是共享税，由国税负责征缴。国税的工作量因此激增，地税清闲了不少。从机构能效上来讲，国地税就势必合并。

而国地税合并后，实行以国税总局为主与省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。这也就是说，税收标准将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统一。这看似理所应当的一步，对地方而言，不仅是税收权力上交，而且进一步意味着以前通过地税优惠的招商方式也将退出历史舞台。

中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，配套设施不完善，产业环境跟沿海发达地区差距大。要想争夺优质项目，税收优惠是常用杀手锏。

2012年，三星宣布将在国内投资投资300亿美元建设NAND闪存代工厂，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外商投资单体项目。消息一出，一二线城市如北京、重庆、西安纷纷加入项目争夺战。与北京重庆相比，西安的优势并不明显，但最终还是拿下了订单。除了重庆当时的政治因素外，西安的税收优惠对拿下项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

西安对三星项目的企业所得税，实行十免十减半政策，同时市级财政对投资额进行30%的补贴。这其中还不包括提供厂房和土地，水、电、绿化、物流的补贴费用。

虽然IDM模式对产业链的带动作用有限，但吸引实业毕竟是好事。而有些地方激进的税收优惠只会成为个别人的避税天堂。

在西部边陲小镇霍尔果斯，哈萨克语里“财富积累的地方”，为了一带一路的边境口岸建设，提供了力度空前的税收减免政策。

2011年，霍尔果斯成为新的经济开发区，国税与财政部门联合下发通知，对这里实行“五减五免”的税收优惠，即政府规定目录内的企业五年内可免征企业所得税，五年后当地政府部门还将返还税收，最高返还比例达50%。企业的增值税及其他附加税总额地方留存部分年缴纳满100万开始按比例奖励，一般奖励15%-50%。

以与杨幂相关的霍尔果斯嘉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为例，粗略计算2016年其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缴3458.83万元，增值税应缴1198.84万元。但是凭借霍尔果斯的税收优惠政策，该公司当年实际纳税总额仅为929.77万元。霍尔果斯真正的财富还没有累积，“税收洼地”的称号倒是一传十十传百，成了众人皆知的秘密。单是传媒公司，就有1600多家入驻。

众多被吸引来的企业中，有许多“注册型”企业。他们有营业执照，但没有固定资产或仅有少量固定资产，只有少量员工甚至基本没有员工入驻办公，也没有实质性经营业务，基本由当地代理公司打理。所谓的吸引投资，只能招来精明的投机。

从六月影视圈地震以来，已经有100多家影视企业进行了注销，这也算是地方政府交给市场的教训税。

可是硬件条件如此，不让利怎么吸引投资呢？当税收优惠被堵死后，地方政府只能靠财政补贴了。但在房住不炒的大方针下，土地出让金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必将下滑，地方财政花钱会更加谨慎。还要防止像科大讯飞这样的企业诓地建别墅。

地方财政收入自由度和数额双双下降，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只会难上加难。

二

日子难过的不仅是地方。从2013年开始，全国养老保险其实就已经入不敷出，而且缺口越来越大。面上的充盈是财政补贴换来的。仅2017年一年，全国财政对养老基金的补助规模就高达9416亿，接近万亿。

照这个趋势，再过几年，整个财政都要受不了了。“开源节流”成了最自然的想法。“节流”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延迟退休，多贡献缴费额度，推迟几年享受养老金。按照人社部的渐进式退休方案，到2045年就要全面实施65岁退休的政策。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测算，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，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，减支160亿元，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。

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今年初，全国人大内司委委员郑功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：“65岁以上的人口在2000年的时候，占总人口的7%，去年底已经到了11.4%，这个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没有过的现象。”200亿，杯水车薪。

“开源”于是成为了重点考虑的方向。2015年8月17日，国务院印发了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》，养老金正式入市。不过想在我大A股挣钱，只能呵呵呵。于是，提高社保征缴力度就成为一条必选路径。

2016年，金税三期系统已经在全国税务系统上线。这个号称“金三”的系统，运用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方法，打通了工商、公安、税务、社保、质监、国统所有行政管理部门，一号连控。企业的账目、库存、利润等等经营数据在全部在金三系统的掌控下。什么两套账目、虚开发票、库存造假等等惯用伎俩全部暴晒在烈日下，无处遁形。当然，这些监控数据中，也包括个人所得税。

2018年7月20日，全国省市县乡四级新税务机构全部完成挂牌，标志着国地税合并全面完成。当天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《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》，明确2019年1月1日起，社保由税务局统一征收。

以前的社保缴纳方法，是高标准，低执行。看着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费率高，但公司有多少员工，工资总额是多少，这两个数据都是由公司向社保局主动申报的。很多企业都是按照最低社保基数缴纳社保，有些企业干脆不给员工上社保。

采用金税三期的税务局来征缴，第一企业数据了如指掌，第二征缴能力大幅增加。虽然之前广州、厦门等地方早已开始税务局征缴，但职能划归到合并后的税务局，并且全国一盘棋的大框架下，力度和范围可想而知。

社保按最低基数缴纳几乎是中小企业的惯例，如果严格执行，企业成本会瞬间上升。以北京税前月工资10000为例，企业承担的社保费率为32.1%，若按照最低基数3082缴纳，则为989.32元。若新政实施，社保费陡然升高至3210元。

人力成本激增也就罢了。8月23日，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发布行政裁定书，对于常州市裕华玻璃有限公司10年间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准予强制执行，共计180万元。一纸裁决书让因为环保问题关停的企业雪上加爽，一时间全国舆论哗然。事实上，全国多地都以开始了社保追缴工作，所有中小企业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好在，这次抖得声响足够大。9月18日，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特别强调，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，各地一律保持现有社保政策不变。

别忘了，社保基数的提高，受影响的还有个人。上面的例子中，个人的社保费用也从314.36元升高至1020元。对于在社保福利获得感不是那么强的普通人，又有谁会心甘情愿掏这多出来的三倍多的钱呢？

尾声

普通工薪阶层愿不愿意不知道，收入超出想象的明星们以前肯定是不愿意，但如今也必须愿意。国庆长假的第三天，范冰冰偷逃税问题有了结果：税务部门认定了范冰冰偷逃税款的事实，并决定对范冰冰及其公司偷税追缴税款、滞纳金和罚款，总计8.83亿元。

江苏省税务局根据第201条“逃税罪”第4款的“初犯免责条款”，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实际上，任何逃税案件，首先必须经过税务机关的处理，税务机关没有处理的，司法机关不得直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[2]。这也就是说，“初犯免责条款”，不是以逃税事实第一次发生为依据，而是取决于税务机关是否第一次处理。

顺着时间梳理，一条清晰的脉络浮现出来：从金税三期、营改增、国地税合并到社保由税务局征收，税务局已成为一个拥有大数据监控和稽查能力的超级行政部门。

另一方面，喊了多年的减税降费，却并没有落到实处，企业负重前行。为其辛勤工作的人们还在抬头偿还为房子上的杠杆、掏空了的“六个钱包”时候，脚下的收入却在被慢慢吞噬，日子莫名过得愈发紧巴。世间的尘埃终将被裹挟着，一起向前，共克时艰。

当靴子悄悄落下，有些人浑然无知，继续酣睡；有些人则辗转反侧，彻夜无眠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赵忆宇，《分税制决策背景回放》，瞭望新闻周刊，2003。

[2] 王阳，马岳君，刘青，《法制日报详解范冰冰偷逃税问题中法律热点：只有讲明白，法律才会避免误解得到支持》，法制日报，2018。

原创： 大帅去伐柴 伐柴商心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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